赵云田：清前期中华民族融合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了肆武习劳、抚绥蒙古，清朝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设立了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风景优美、水源丰富的热河修建行宫，作为从京师去木兰围场途中休息的场所，康熙四十七年基本建成，此后又有所扩建。康熙五十年，经康熙帝题字，热河行宫称“避暑山庄”。避暑山庄“为时巡展觐、临朝听政之所”，“叠石缭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此外，清朝的围班制度规定，居住在西部、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王公，要定期到木兰围场随围，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上述一切，促进了清前期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

清政府与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

早在崇德元年（1636），内蒙古16部49贝勒就已经归附清政权。此后，徙居外蒙古的浩齐特部、苏尼特部、阿巴噶部、乌珠穆沁部相继回居内蒙古；喀尔喀右翼、阿巴哈纳尔也都从外蒙古移居漠南。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遣官赍敕慰谕内蒙古各部王公，各赐缎匹不等，强调“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清政府和内蒙古王公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另有赛音诺颜部。康熙二十七年春，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进犯外蒙古，外蒙古不敌，各率属下内附，清政府运米粮均散赈济，并赐牧地。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内蒙古多伦举行会盟，外蒙古各部正式归附清朝，去掉旧名号，保留汗号，依次授亲王至辅国公等爵位，同内蒙古49旗，按照品级，从优恩赉冠服、银币等物。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病亡，朔漠平定，外蒙古各部还归旧牧。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明末清初，西蒙古亦称厄鲁特、卫拉特，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准噶尔部势力渐强，其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堪其侮，“挈族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和硕特部顾实汗，率本部移居青海并控制了西藏。杜尔伯特部则依附于准噶尔部。准噶尔部在达瓦齐统治时期，内乱频仍，“生产荒废，除老幼妇女以外，各兀鲁思荒无人烟”，“各部众咸失生业”，许多封建领主及其部众东迁，投归清政府。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准噶尔宰桑萨拉尔率众一千多户归附清政府，安插在察哈尔游牧。乾隆十八年冬，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率众3100多户、1万余人投归清政府，被安置在推河流域札克拜达里克库尔奇勒地方。此后，三车凌又相继徙往额尔齐斯、乌梁海地方和乌兰古木一带。乾隆三十六年，原徙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被清政府安排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附近游牧。

青海蒙古和清政府关系密切。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和硕特部达什巴图尔入觐，康熙帝在保和殿赐宴，并赐御用官服、朝珠。次年正月，康熙帝颁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康熙帝出巡五台山，达什巴图尔等扈从。继达什巴图尔之后，许多青海蒙古贵族也相继受清政府册封。康熙四十二年，清政府封和硕特台吉策旺喇布坦为多罗郡王，准噶尔台吉色布腾札勒为多罗贝勒。此后，康熙帝以青海衮布先诸台吉内附，诏封多罗贝勒；达什敦多布、敦多布达什以及噶尔丹达什、索诺木达什、车凌、拉察布等为辅国公。

居住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也和清政府有密切关系。康熙三十五年，哈密伯克额贝都拉归附清政府，被授为一等扎萨克。雍正十年，吐鲁番额敏和卓被封为辅国公。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清朝统一新疆，以伯克制度管理维吾尔族部众。乾隆二十年，库车维吾尔人鄂对、乌什维吾尔人色提卜阿勒氐归顺清政府，乾隆二十四年分别任叶尔羌、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另有霍集斯，为和阗阿奇木伯克。清政府任命伯克的地方还有乌什、库车、喀什噶尔、喀喇沙尔等地。

清政府和西藏的关系，早在关外时期就已开始。崇德四年十月，皇太极派遣察汗喇嘛等前往西藏，表示“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的愿望。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顺治帝给予隆重礼遇。达赖喇嘛返藏时，清政府赉送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还派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敕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册封名号并颁金印金册。康熙五十六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袭扰西藏，摧毁佛寺，烧杀劫掠，给西藏社会带来严重灾难。清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藏局势，于康熙五十七年、五十九年先后两次派兵进藏，终于驱逐准军、收复拉萨。康熙六十年，清政府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固山贝子，隆布奈为辅国公，理前藏事务，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务，各授噶卜伦。

乾隆四十一年，清政府平定大小金川之乱，示以“怀柔远服体恤优加至意”，加强了同大小金川土司的联系。

乾隆时期围班制度规定：未出痘的内蒙古各部王公、四川各部落土司等，分为3班；伊犁所属土尔扈特，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阿尔泰乌梁海，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青海蒙古，分为4班；外蒙古王公，土尔扈特及新疆伯克等，分为6班；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使者隔年一次，贝勒颇罗鼐等一年一次。按年轮赴木兰随围，去避暑山庄朝觐。这进一步巩固了清政府与各民族的密切关系。

避暑山庄成为中华民族会集之地

乾隆帝去木兰围场狩猎锻炼军队，多次在避暑山庄宴请满族大臣、蒙古王公、维吾尔族伯克、四川土司、台湾高山族首领以及藏传佛教活佛，使避暑山庄成为中华民族会集之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额尔德尼及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回部阿奇木伯克，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灿囊康等44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不等。乾隆帝会见班禅时，用藏语与其交流，班禅也向乾隆帝进献了具有藏族风格的物品作寿礼。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乾隆帝在卷阿胜境召见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阿尔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哈密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以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赐食并各赏赉不等。为庆祝八十寿辰，乾隆帝还在澹泊敬诚殿，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伯克，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宴，在宴请中赏赉冠服、金银、缎匹不等。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召见和宴请台湾高山族首领。高山族是居住在我国台湾的少数民族，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代称为“番”或“生番”。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帝八十寿辰，清政府要举行盛大庆典。台湾高山族狮仔等社头目怀目怀等12人，带来了樟脑、乌龙茶等贡品，于七月初到达热河。七月初九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卷阿胜境召见了入觐的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等，一起召见的还有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阿尔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4人，哈密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等17人。乾隆帝还同扈从王、贝勒、大臣，蒙古王、贝勒等赐食，并各赏赉不等。七月十一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乾隆帝又分别在卷阿胜境、澹泊敬诚殿召见金川木坪宣慰司甲勒参纳木卡等30人，哈萨克汗杭和卓之弟卓勒齐等5人，同扈从王、贝勒、大臣，蒙古王、贝勒等，回部王公、伯克，台湾“生番”等赐食、赐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召见和宴请台湾高山族怀目怀等一行，有重要意义。其一，高山族首领的贡品中，有台湾本地的特产樟脑和乌龙茶，且他们的装饰是典型的高山族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进行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其二，乾隆帝召见、宴请和赏赐高山族首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一起进行的。这表明，高山族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其三，高山族首领从祖国的东南宝岛台湾不畏艰苦，来到北方的塞外高原，也表明了高山族人民心向中央政权、渴望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清帝北狩促进中华民族融合

清帝北狩木兰围场和在避暑山庄的活动，促进了清前期中华民族的融合。一是满族和蒙古族的融合。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曾说：“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这反映了满族和蒙古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朝入关后，满蒙联姻不断，包括满族贵族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以及满族贵族把公主格格下嫁给蒙古王公。这一方面使许多蒙古女子走进宫廷和满族王府，另一方面又使许多满族贵族包括皇室女来到蒙古草原。康熙、乾隆年间，满蒙联姻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康熙朝有55名蒙古额驸，乾隆朝有176名蒙古额驸，这意味着在康乾两朝，满族贵族有231名公主下嫁到蒙古各部。康熙帝、乾隆帝每次北狩，下嫁蒙古的公主与额驸都纷纷前来请安、拜谒。比如康熙帝第18次北狩中，就有和硕端敏公主、和硕端静公主、和硕纯禧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和硕荣宪公主请安，以及科尔沁和硕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巴林和硕额驸乌尔衮、科尔沁达尔汉土谢图亲王额驸沙津来朝，康熙帝分别赏以银币、衣帽、鞍马。显然，清帝北狩进一步促进了满族和蒙古族之间的融合，并使这种融合更加深化。据《理藩院则例》记载，科尔沁蒙古各旗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人，巴林旗下公主子孙台吉170余人，敖汉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600余人。这表现了在血缘关系上满蒙两个民族融合的程度。

二是蒙古族和汉族的融合。在蒙古地区有许多汉族人，这与清帝尊崇藏传佛教、抚绥蒙古、实施满蒙联姻有关，从根本上说是清帝在避暑山庄活动的扩大。第一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播。由于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在蒙古地区修建有很多寺庙，修建寺庙的工匠大多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的破产农民，他们慢慢在蒙古地区定居下来。第二是清政府为了怀柔蒙古，便应蒙古王公请求允许汉族人前往蒙古地区。康熙三十年七月，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上奏，言及“臣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于是，康熙帝谕示：“来年春，着理藩院遣官一员，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种植。”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理藩院议覆：乌朱穆秦亲王色登敦多卜奏恳将克勒和朔等地，给伊属下就食人耕种，应如所请。”康熙帝谕示：“理藩院事每多稽滞，此耕种关系蒙古诸人生计，若不速遣，必致经霜失时，着速派司官即日行。”不仅如此，康熙帝还派遣官员前往敖汉、奈曼、巴林等部教授耕作之法，并谕示：“敖汉及奈曼诸部，田土甚嘉，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曾垦耕者，今酌留草木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奈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相商而行，遣官往教之。”正是在清政府的允许下，内地各处汉民纷纷前往口外。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北狩途经喀喇沁三旗曾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康熙五十一年，他又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第三是因为满蒙联姻，满族皇室女下嫁到蒙古草原，带去的还有许多匠人、使女以及各种人群，其中匠人多为汉族。他们到了蒙古以后，又会与更多的蒙古人接触，这就扩大了蒙汉两个民族的融合。大量的汉族人来到蒙古地区以后，“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与蒙古族劳动人民完全融合为一体。同样，蒙古族人也“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服食起居，与内地民人无异，促进了蒙古和汉族两个民族的融合。

三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融合。这可以从康熙帝和乾隆帝在承德修建大型寺庙（俗称外八庙）反映出来。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六十岁寿辰，蒙古诸部王公奉行朝贺，表示愿建刹宇为皇帝祝福。康熙帝欣然恩准，修建了溥仁寺。寺额“溥仁寺”兼用满、汉、蒙古文。乾隆二十年，平定达瓦齐内乱后，厄鲁特蒙古四部首领来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乾隆帝为纪念这一事件，便依照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了普宁寺。普宁寺有碑3块，碑文均用满、汉、蒙古、藏四体文字书写。乾隆二十九年，为了安抚准噶尔蒙古达什达瓦部迁徙热河，按照新疆伊犁河畔固尔札庙的式样修建了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乾隆三十一年，修建普乐寺。因为每年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见者非常多，而新附的杜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也都前来瞻仰。所以，乾隆帝以具有宏伟建筑艺术的普乐寺来接待他们，使他们感到如同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乾隆三十六年，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是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处藏式寺庙建筑群。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七十寿辰，六世班禅要来避暑山庄给乾隆帝祝寿，为此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班禅行宫，这座庙宇集中体现了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以上这些寺庙，都融合了汉、满、蒙古、藏民族的建筑风格，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融合发展。

中华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发展

清前期中华民族的融合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牲畜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曾说：“前巡行塞外，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乾隆五十八年，理藩院奏称：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锡林郭勒盟孳生牛羊，比年以来繁衍数千。清政府决定把额余牛331头赏给土默特贝子旗；额余马1万匹赏给科尔沁10旗，每旗1000匹；喀喇沁、土默特、锡林郭勒盟等10旗，每旗700匹。畜牧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有了提高。牧区有了水井，搭筑了牲畜棚圈，储存过冬的饲草，开始喂养新的牲畜驴和骡。在农业方面，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专门的农耕区域，许多蒙古人弃牧就农。康熙年间，喀喇沁蒙古的一些地方“筑场纳稼，烟火相望”。康熙三十年七月，康熙帝巡行塞外，沿途可见许多蒙古族人开垦荒田，从事农耕，兼营畜牧业的情景后，对侍从们讲：“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

其次是文化的发展。这与清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乾隆四十一年夏，驻跸避暑山庄，礼部尚书曹秀先扈从，乾隆帝几暇召见，谈及时政。曹秀先提出热河应当兴学校，以造就士人，乾隆帝认为很对。当年秋天，谕示在热河设立学校，并在员额上放宽限制。学校设立后，又开始就地取材，按有关规制，建立文庙，至乾隆四十四年夏建成。五月十八日，乾隆帝到热河新建文庙行礼，二十四日，又到文庙行释奠礼，并御制《热河文庙碑记》，讲述了设学校、建文庙的过程。热河学校设立两年，就有庠生50余人，在乾隆四十二年曾经中式一人。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礼部奏，承德府文庙，请照各省学校之例，颁贮书籍。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清政府决定，改建文澜阁，安设四库全书。到嘉庆十一年（1806），嘉庆帝在热河，见接驾诸生人数济济，经军机大臣查明该府阖属生员实数已达400余名。嘉庆帝谕示于承字号中额一名外，广额二名，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三名。总之，热河设学校、建文庙，颁贮四库全书，促进了热河地区文化的发展。

（文章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赵云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篡委员会外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