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蛟：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
【政策解读】罗辉：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发布，藏药产业迎来重大利好9月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的通知》，首次将藏、蒙、维、傣民族医药方剂纳入国家经典名方目录。
杨宝玉、刘英华：敦煌汉藏文献中所存九九表研究本文首先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归纳了作为算学重要基础的九九表变化演进的基本脉络，继而梳理了敦煌藏经洞所出汉文和藏文文书中近20件九九表的现存状况与主要特征，论证了敦煌汉文文书可将对九九表从小到大表述顺序出现的可证时间提前至少200多年；分析指出敦煌藏文文书表明除了我们熟知的36句式、45句式、81句式，我国古代的九九表还有64句式，认为很可能早在10世纪时就已有“大九九”而非迟至明代以后；还论及九九表与以乘法口诀为引句的算表的概念界定问题，并以九九表研究为例，重申了敦煌文献对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赵云田：清前期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了肆武习劳、抚绥蒙古，清朝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设立了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风景优美、水源丰富的热河修建行宫，作为从京师去木兰围场途中休息的场所，康熙四十七年基本建成，此后又有所扩建。康熙五十年，经康熙帝题字，热河行宫称“避暑山庄”。避暑山庄“为时巡展觐、临朝听政之所”，“叠石缭垣，上加雉堞，如紫禁城之制”，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此外，清朝的围班制度规定，居住在西部、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王公，要定期到木兰围场随围，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上述一切，促进了清前期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
刘文鹏、姜海若：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反思傅礼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西藏部分的论述中，沿袭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提出了清朝在西藏仅拥有象征性权威的偏颇之见，并基于此观点对相关史实进行了片面化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书中观点和史实解读的批判分析，从历时性研究和制度史两方面对清朝的国家构建路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
刘凤强：唐蕃会盟若干问题辨析会盟是古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唐朝与吐蕃多次会盟，对唐蕃关系发展影响甚深。目前学术界对唐蕃间几次会盟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对其中某些细节问题仍存在一些争议和疑问，本文试对之加以辨析。
杨明洪：以保护生态环境来提高西藏民生质量在西藏，随着各族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他们对民生保障和改善提出更高的要求，民生保障和改善进入了新的层次，这就是质量民生。质量民生是底线民生和基本民生之后的第三个层面民生，侧重于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在西藏，质量民生发展的重点是生态环境保护。
万德卡尔、三木旦：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青藏高原山水文化——“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课题进展与展望7月15—16日，第三届青藏高原发展论坛暨“生态振兴与高原乡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召开，研讨会由31选7科研办、甘南州合作市委市政府主办，甘肃省藏学研究会、31选7社会经济研究所协办。我们将陆续刊发与会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稿，与大家分享交流。
丹珠昂奔：准确把握“加强和改进”这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在这里，我想谈谈对于“加强和改进”的认识。
尕玛看着：这位元代“国师”肖像为何被绘制在唐卡上？唐卡是藏族美术中独具风格的绘画形式之一，内容多以神佛人物为主。其品种多样，根据工艺制作形式可分为布画、刺绣、织锦、缂丝和贴花；根据不同底色可分为彩唐、赤唐、金唐、黑唐等；根据不同风格可分为尼泊尔画派、齐乌岗巴画派、勉塘画派、钦孜画派、噶赤画派等。西藏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精品唐卡，其中的元代八思巴肖像唐卡，就是一件历史悠久的艺术珍品。
张涵静：汉藏佛教的转经文化——以“转轮藏”与“转经筒”为例“转轮藏”和“转经筒”都是以转动经轮的方式来表达诵经祈福的佛教器物，传递了佛教经典崇拜、功德回向等思想，广泛为汉藏佛教所采用，并且影响至今，是佛教转经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是汉藏佛教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
陈明 |“书人相依”：北大学人与商务印书馆《甘珠尔》的故事图书是建构学术史的主要支柱。图书与学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依，展现出学术史上曾发生过的“鲜活的生命历程”。文章以北京大学多位学者（胡适、钢和泰、季羡林、王森）与1924年商务印书馆持有一套藏文《甘珠尔》之间的故事为例，梳理双方数十年的交往依存情况。由此探讨北大学者在建设早期东方学、推进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历经的诸多艰难和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等社会机构所得到的无私帮助。以张元济为首的商务印书馆同仁对北大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不是纯粹出于朋友的个人私谊，而是出于以促进学术精进、民族图强为目的。揭示了近现代学术史中所隐含的复杂的书人关联，构成了一幅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璀璨画卷，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也为加深认识学科史整体图景提供了依据。
沈卫荣：藏传佛教中国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近一两年来，常听到有人说：藏传佛教中国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理由是既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藏传佛教也应该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何以还需要中国化呢？这样的说法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其实，这是对党中央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号召的现实背景和深刻内涵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解。
沈红宇：方寸之大的黄金面具，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证相信大家对于黄金面具应该都不陌生，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都有它的踪影，如埃及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我国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金面具和河南郑州商文化遗址的金覆面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出土的这件黄金面具，则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秘古老的象雄文化。
多吉平措：西藏布达拉宫北魏合金佛造像何以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以这三尊北魏合金佛造像为代表的西藏众多馆藏文物的传入直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并非孤立自封，而是与内地各族人民频繁往来，青藏高原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渠道多样。
张云：陈庆英先生及其藏学研究陈庆英先生先后在藏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辛勤耕耘，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仅就其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进行考察，结合他先后接受《中国藏学》和《西藏大学学报》编辑访谈中的自述，对他的治学方法和成就进行初步的研究。
陈立华：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陈庆英先生是我国著名藏学家，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为国内外藏学界所重视，其虚怀若谷的学术品德更为众多藏学界后辈所敬仰，有学者赞誉他“通汉藏著史集译注古籍十万函，究古今明学问传授桃李百千众”。本文详尽列出陈庆英先生藏学研究各类成果及相关文章，作者从女儿的视角回忆与陈庆英先生共同生活的日子，述说了对“亦父亦师亦友”的父亲深切的感恩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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